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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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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研究方法的客观科学化

科学理论或假说的验证,研究模式的应用和分析都必须借助于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。科学研究方法是“科学群体共同遵守的原则、惯例和制度”,以此“评价知识”,发现和“鉴别真伪,鉴别优劣”。(严辰松,2000:14)。翻译不是神秘而无规律的“巫术”;翻译文本记录的是真实的语言交际事件,其中必然存在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概括的规律和特征。但传统的研究方法“以思辨、内省、考据等方法居多”,存在着一些局限性:

在概念层次上做抽象议论的多,少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数据,少有量化的分析;如有统计数据,也只限于描述统计,仅有简单的百分数等统计量,缺乏追根溯源、探究因果承袭的深入讨论(同上:前言)。

更有甚者,有些理论“建立在一系列传统的、主观臆造的信念和假定之上,以一大堆无法从客观上验证、没有经验根据的概念和命题为基础”(同上:52)。在谈到方法论的时候,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(Clifford Geertz)提出一系列既对立,又互为补充的描述方法:

内部视角/外部视角

第一人称/第三人称

现象学的/客观主义的

认知的/行为的

贴近的体验/距离的体验

设身处地/冷眼旁观(张德明,1998:65)

左边一栏代表主观、个人、内心的体验与感受,右边一栏代表客观、普遍、外在描述与概括。以此来考察翻译研究的方法论,中国传统译论显然注重和擅长前者而忽视和疏于后者。新的研究范式必然要求我们重视客观描述,加强理论概括,并积极应用严密的逻辑、确凿的科学证据和科学严谨的概率统计法。

首先,翻译研究的方法应从规约(prescriptive)转向描述研究(descriptive studies)。传统译论总是探讨“翻译应该如何,或者能够如何,探讨的都是一些理想的标准,没有认真分析和研究大多数译者究竟在干些什么,究竟如何在翻译,翻译的过程到底如何”(廖七一,2001:389)。而描述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要“按照翻译活动和翻译在我们经验世界中表现出的状况描述翻译”(Shuttleworth and Cowic,1997:39);图里认为,只有描述的方法才是“验证、反驳和修正”理论,检验理论假设的“连贯的方法论”(coherent methodology)(Toury,1995:1 and 11)。由于描述研究强调“可观察的方面”,并注重译文本身和译文产生的环境,因而也被看成是“经验性”和“重目标文本”的研究方法。赫曼斯(Theo Hermans)、马尔姆克亚(K.Malmkjaer)、图里、范德沃维拉(R.Vanderauwera)、贝克尔(M.Baker)等都应用描述方法对翻译规范(norms)和翻译普遍性(translation universals)进行过研究,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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